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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影響

學者認為，大革命期間涉及軍事、政治、黨的建設、重要會議、政策策略的制定等方面，都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影響和控制。

新的檔案資料，使學者們對共產國際與中國大革命之間的密切關系有了新的認識。

唐寶林認為，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布）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和控制下進行的，指導大革命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親自執(zhí)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們的代表嚴密監(jiān)督下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zhí)行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的決策和控制是中國大革命歷史中發(fā)展的主導因素。

敖光旭研究了共產國際與大革命初期廣東商團事件的關系，認為共產國際介入這一事件，最終鎮(zhèn)壓了廣東商團，并成功促使孫中山及國民黨“向左轉”，成為中國大變局之樞紐。它預示著中國國民革命“合力革命”的終結及“階級革命”的開端，不僅鞏固了廣東這個“世界革命的車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確立了蘇俄在遠東的“新興權威”，世界革命的重心開始由歐洲移往遠東。

■關于共產國際與中國大革命失敗的關系

學者認為，共產國際作為中國大革命的直接指導者和操縱者，應對大革命失敗負主要責任。

傳統觀點一直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是中共在革命中推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新的研究證明，這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唐寶林認為，在大革命時期，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制定中國革命路線、政策的最高標準是以蘇聯國家利益為轉移，造成了大革命的潛在危機和最后失敗；1923—1925年提出了比較積極的革命方針，但自始就輕視中共力量，只武裝國民黨而不武裝共產黨；1925年秋，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則開始實行右傾退讓的路線，一味依賴國民黨甚至蔣介石個人，讓中共全面放棄獨立性和領導權；最終，國民黨右派羽翼豐滿、全面反動時，又突然命令中共迅速組建幾萬人的自己的軍隊，陳獨秀主動承擔了對抗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命令的責任，成為莫斯科造成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