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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

通過制度性安排讓勞動者掌握自己的命運

財富創(chuàng)造和分配機制轉型，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轉型問題。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收入比重下降？為什么勞權明顯弱化？關鍵在于勞動力要素所有者還沒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還缺乏一種制度性的安排。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具備一種“金三角”的社會結構，由工會代表勞方（雇員），由雇主協(xié)會代表資方（雇主），由人大和政府代表國家。目前來看，資方力量（含國有資本）在一些地方還比較強大，相對來說勞方的力量比較薄弱，沒有形成“勞資談判”協(xié)商的機制。雖然一些企業(yè)也有工會，但是在關鍵之處（如通鋼事件，如山西黑磚窯等等）人們看不到工會的力量。需提出工會轉型的問題，工會不應成為行政組織的依附力量，而應有其相對獨立性。這就涉及深層的體制改革問題。只有社會形成一個勞方———資方———政府三方制衡的“金三角”結構，才能從制度上為克服“向非勞動者傾斜”的問題提供支撐。

除了“金三角”結構外，還有政府自身的轉型更是刻不容緩。我們不妨探討一下，收入分配的三方面傾斜（向非勞動者、向政府部門、向壟斷性行業(yè)），哪個傾斜度最高？或者說，在解決“三個傾斜”的過程中，哪方面的利益約束最為嚴重？我認為是政府。

一則，從傾斜度看，1999年~2007年，中國總儲蓄率從37.1%提高到51.8%，提升了14.7個百分點。那么這14.7個百分點是如何構成的呢？我們要找準問題的關鍵。數據表明，同期政府儲蓄率從2.6%上升到10.8%，提高了8.2個百分點；企業(yè)儲蓄率從14.6%上升到18.8%，提高了4.2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從19.9%上升到22.2%，僅提高了2.3個百分點。如果只說大數的話，恰好形成8—4—2的“三級臺階”。即是說，居民是“低臺階”，企業(yè)是“中臺階”，而政府是“高臺階”。

二則，從解決“三個傾斜”問題的主體和客體來看。對于解決收入分配向非勞動者和壟斷性行業(yè)傾斜的問題，改革的主體與客體是分離的；而對于解決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門傾斜的問題，改革的主體和客體是一體的，也就是說，是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兒”，這恐怕是最難的。

除此之外，我們講了多年的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至今未見全面啟動，這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