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石塘”、“長沙”等看宋元明清中國人民對南海的認識以及活動范圍
宋代以來，中國人民對南海諸島的認識日漸深入，在南海的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從宋代到清代，南海諸島的地名具有以下特點：
1、名稱繁多。出現石塘、長沙、千里石塘、萬里長沙或萬里石塘、千里長沙等等若干名稱。據廈門大學林金枝教授統(tǒng)計，“僅宋元明清四代，記述南海諸島石塘、長沙之類的文獻、圖籍多達百種，名稱叫法二十余種。”
2、地名相對集中?；旧喜捎昧耸梁烷L沙命名各群島，表明人們對南海諸島的認識趨向一致。從航線的記載考證，宋代史籍中的長沙多指今西沙群島，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島。同時，出現了專用地名，如用“七洲洋”專指西沙群島。
3、文獻圖籍記載頻率高。表明人們對南海的關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對南海的認識更加具體、翔實，不僅對南海的水流、風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對南海海底復雜的地理結構也有了認識，大體上區(qū)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險地帶，因此有所謂“上怕七洲、下怕昆侖”的航海諺語。
在宋代文獻中，值得關注的是趙汝適所著《諸蕃志》，其載：“暇日閱《諸蕃圖》，有所謂石床、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由于當時南海諸島中沙、南沙均為航海的險要之地，即“石床、長沙之險，”且在中國界限之內，所以這一記載表明，至宋代人們已認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灣）與竺嶼（即Pulo Aor，今馬來西亞半島東岸外的海島）一線，中國南海疆域更加清晰。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經常性活動的區(qū)域，而且西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更成為水師巡防的重要海域。
元代文獻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元代已經開始將南海諸島區(qū)分為四個島群。從1329年到1345年曾親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帶的汪大淵，在其所著《島夷志略》中明確記述包括今西沙、中沙、東沙和南沙諸群島在內的南海?？梢哉f，元代是中國人民在南?；顒訁^(qū)域由中沙群島、西沙群島向南沙群島延展的過渡期。到了明清時期，中國人民在南海的活動范圍涵蓋了整個南海，南海疆域范圍由此也大大延伸。
明代關于南海諸島的史載、圖籍大量增多，各類地名林林總總，但總體而言相對集中在石塘、長沙以及由此演化出來的相近的地名，如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等。從現有史料來看，明代最早標繪南海諸島的地圖，當屬1402年李薈和權近所作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圖中在南海海域分別標繪有“石塘”、“長沙”、“石塘?！钡鹊孛?，根據我國著名南海史地專家吳鳳斌先生的研究，它們分別是今東沙、西沙和中沙、南沙。
至清代，中國人民涉歷南海的人數日益增多，在南?；顒拥姆秶鸩降玫椒€(wěn)固；南海四個島群得到了明確、清晰的區(qū)分，南海疆域范圍日漸明朗。如成書約在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針經》（乙）《指南正法》針對我國到東南亞國家的航線、航程、地理地勢，都有十分詳細的記載，還對不同群島分別命名。再如，曾擔任過高雷廉總兵官的陳倫炯撰著的《海國聞見錄》不僅詳細記錄了南海地理形勢和部分資源情況，還對南海諸島四個群島有了更加詳盡而精確的記載，對四個海域進行了清晰劃分。
值得注意的是，流傳于海南民間的《更路簿》（又稱《水路簿》）所記載的地名和航線記錄了海南漁民在南海諸島的作業(yè)路線以及漁民對西沙、南沙有關島、礁、灘、洲的命名情況。它是漁民通過航行實踐和漁業(yè)生產積累而成的航海指南，深刻地反映了我國漁民經過長期的生產活動后對南海諸島的認識，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四個群島及其附近海域已經成為中國漁民傳統(tǒng)的作業(yè)范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