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應合理引導民意

案件一中相關當事人最終被認定為無罪,并且是在一審已經(jīng)認定為盜竊罪的情況下,重審、終審均認定為無罪。不容忽視的原因是,在案件一的審理過程中,大量新聞媒體對案件一進行報道并基于此而影響民意,最終左右司法判決。而案件二在審理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重要新聞媒體對此予以報道,民眾的關注度明顯較之案件一要小很多。從案件的發(fā)展進程來看,新聞媒體的報道、民意的興起,是案件一作無罪判決的一個重要原因。

案件二中,行為人是從事二手球批發(fā)的,較之案件一中的主體“失地”農民而言,民眾、新聞媒體對其的關注度也明顯降低。案件一在一審判決后吸引了全國主流媒體如《南方周末》、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江西衛(wèi)視》、《山東衛(wèi)視》等的關注,新聞媒體對此案的報道,除了報道客觀事實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情感上偏向于弱勢群體農民,這也迎合了民意對弱勢群體同情的心理,尤其是在當今社會矛盾較為尖銳、貧富差距較大,民眾對弱勢群體給予了更多的同情,與案件當事人一方有著相同背景、困境的民眾,對案件的審理過程及結果予以了高度關注。國內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報刊《南方周末》刊登了《圈地無妨,撿球有罪?失地農民和高爾夫球場之爭》的文章,其標題對“失地農民”這一弱勢群體地位的突出,就已經(jīng)使讀者對農民產(chǎn)生了同情。同時標題中“圈地無妨,撿球有罪”的字眼,使民眾對高爾夫球場產(chǎn)生了反感而對“撿球”農民產(chǎn)生了同情。在這篇文章中,開篇之處并沒有提及案件本身,而是談及農民怎么樣失去了土地而造成了現(xiàn)在的失業(yè)狀態(tài),高爾夫球場是如何“圈”農民的土地等,凸顯對農民的同情。

其他新聞媒體對案件一的報道也大都如此,這樣一來,民眾關注的焦點已經(jīng)不限于案件事實及其法律適用,而是關注的是“弱勢群體農民”與“強勢群體高爾夫球場”的“爭斗”,民眾幾乎是“無罪判決”一邊倒的聲音。不能不說,民意給法院的審判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案件一中,一審法院一審時認定成立盜竊罪,發(fā)回重審后,一審法院再次認定為是無罪、二審法院維持無罪判決。一審法院,在無任何新的證據(jù)出現(xiàn)的情況下,在一審和重審時,作出兩個完全相反的判決。由這一案件所引發(fā)的民意已經(jīng)不僅僅限于案件本身,而是“失地農民”與“高爾夫貴族”之爭,更深層的是兩者所代表的社會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沖突。針對這種沖突,為了緩解民意,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法治。

司法在某種程度上雖然要順應民意,但更應該引導民意在法律的框架之內積極發(fā)揮作用,而不是任由民意干擾司法、甚至破壞司法。司法應保持其自身的獨立性,這是邁向法治社會的當然要求。但是,法治的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我國目前情勢下,民意對刑事司法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無法避免的,當然,其中的積極意義我們是不容否定的。但對于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不良影響,即使無法全部避免,也應最大可能地將其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