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手機病毒XXshenqi.apk全國爆發(fā)，該病毒自動通過機主通訊錄發(fā)病毒短信。點擊短信地址的手機會中毒并會自動群發(fā)該短信讓更多的用戶上當加入群發(fā)短信的隊伍中。多地警方在官方微博上發(fā)布提示，提醒手機用戶切勿再點擊下載此類軟件。（《北京青年報》8月3日報道）

如果不是隱蔽的手機間傳播，而是可視的人群間傳染，那這種病毒真無異于美劇《生化危機》的僵尸來襲；如果不是每條1毛錢的小金額群發(fā)，而是成百上千的吸費，那其后果不亞于傳銷和非法集資。因為稍加計算的話，倍增裂變的損害結果同樣讓人膽戰(zhàn)心驚。

不僅如此，“竊聽、定位、偷拍……”，病毒肆虐下的愛機竟然成為可恨的內鬼，無時無刻不泄露著您的隱私。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病毒的傳播，也并非僅是個案，在智能機普及的同時，犯罪與侵權也將變得越演越烈。

360所發(fā)布《2014年第二期中國手機安全狀況報告》的數(shù)據展示：惡意程序同比增長381%，半年騷擾電話超8千萬、垃圾短信超385億多條；北上廣紛紛淪為騷擾電話重災區(qū)。顯然，我們不能因為電子侵權的隱蔽性就忽略了其危害性；不能因為1毛錢單價就無視其侵害的總量，輕視未來災難性爆發(fā)的嚴峻形勢。

遺憾的是，司法的滯后性并不利于及時扼殺這種犯罪的發(fā)展苗頭，也不利于防范和有效追責：從刑法角度，追責病毒制造者往往傾向于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罪，但嚴格從客體概念內涵而言，手機并不是計算機，在手機與電腦日益融合的時代潮流下，該罪的客體是否能擴大解釋？這顯然值得探討。

從公安的治安管理來說，處罰的區(qū)域性和執(zhí)法技術力量的薄弱，使之難以形成有效的打擊合力，而治安處罰的法律依據也限于對計算機系統(tǒng)的侵犯。但要以侵財性犯罪例如盜竊、詐騙進行立案，又需要較高的偵查技術，同時要獲取足夠多的證人證言以及書證證實危害結果，而這些并非易事。

而民事角度的維權更是難上加難，在“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規(guī)則面前，技術領域的門檻顯然高不可攀。普通的受害者鮮難有意識保存相關的電子證據，也沒有技術力量能獲取被侵權的證據，更難有效的查找到病毒傳播的始作俑者！從第三方來說，我國也缺乏中立的技術平臺進行民事的電子證據取證。找不到被告、找不到證據材料的情況下，如何維權？

如此看來，用什么御喪尸病毒于手機之外？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法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