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舍得離開唐肅宗而再去當他的“布衣山人”，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多大的當官欲望。唐肅宗把李泌請出來，想封李泌為右相，卻被李泌推辭了，說是“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以后還是唐肅宗變著法子，設了圈套，硬讓他當上元帥府的行軍長吏的。權力欲與當官欲往往使人忘其所以。倘若李泌也只是一個官欲熏心的俗人，哪里還能想得到日后之事，即使想到了，也會迷戀于那一件“紫衣袍”而欲罷不能，哪里還肯激流勇退？

進與退原是一種選擇。是進是退，只能依勢而然。倘若只想進而不想退，而且刻意為之，得到的往往正是最壞的結果。進與退都需要有勇氣。激流勇進謂之勇，激流勇退也是勇。從達官貴人退下來，再去當“布衣山人”，更需要的異乎常人的勇氣。進與退其實都能立功。唐玄宗的“馬嵬之命”，也可謂之曰“退”。以我之見，平定安祿山之亂，此“退”還當為首功。但唐玄宗“退”得不主動，也不徹底，他是不得已而退的，而且還當著“太上皇”，不像華盛頓之“退”，正在他的聲望極高之時，他以自身干凈利落之“退”，立下總統(tǒng)任期再多不超過兩年屆的規(guī)矩。此等千秋之功，不是誰都有資格去立的。不能把握這種立功的機會，后人會為他扼腕長嘆。

知進退這門學問并不高深，不能超凡脫俗大徹大悟的人，卻又很難把握，

李泌是善知進退的，但他考慮得更多的還是自己能夠功成身退，自己與唐肅宗的關系能夠善始善終。比起華盛頓，其境界與胸懷，尚不可同日而語。